倘若未将该司法文件纳入地方立法审查范围中来，那就不仅影响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监督范围，还有损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民治之下，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在党治之下，则政治取决于一党的全体党员，换言之，党可以独裁，而不问党外人民的意见。没有把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概念。
韦伯认同儒教的宗教性质，他说：儒教（Konfuzianismus）的中国官方称呼即为‘士人之教（Lehre der Literaten）。在竞选中，两派议员又把他们的观点传播到选民中间，使民众沾上了党派性，被称作‘两个伟人的身影的延伸。他说，以1100年或1150年的眼光来看，1000年北欧和西欧各民族的民俗法显得相当原始。在这种常识的背后，其实就是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方面，相关的类似规定还有很多。
不过，从政党驱动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还在于中西政党的不同。在这两个源头上，都可以看到神灵驱动型法治的萌生。政治是一种支配性权威力量，具有强烈的意志性。
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强调服从的政治与崇尚独立的法治，其实质是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轩轾。(44)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其中的关键在于程序保障，确保改革决定及其方案是通过公共选择过程产生的。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
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同时强调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二、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与建设难点 《法治建设规划》描绘的法治建设图景是：建设以良法善治为核心，以法治的人民性为本质要求，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41)对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第一点就是要守法律、重程序，指出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42)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
(82)他指出要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特别突出程序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针对现实中少数法官与律师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破坏司法中立形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2)参见公丕祥：《新发展理念：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战略引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立法机构要改变改革开放之初先解决有法可依问题而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不贪大求全，要精耕细作，更加准确地反映客观规律，遵循特定法律关系伦理，正确把握立法目的，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提高法律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如果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获得道德的共鸣与支撑，将更容易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与认同。(81)前引(65)，习近平文。
相应地，按照不同权威类型的合法性逻辑所作的制度安排必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58)参见胡建淼、邢益精：《公共利益概念透析》，载《法学》2004年第10期。只有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现代法律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专业性越来越强，积累了一套专门的法律解释与推理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目标、制度要素和实现机理。(16)即便在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这个逻辑依然没有改变。决策程序、执行程序、争议处理程序、监督程序等等是划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行使、保证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机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主要途径。
(42)前引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125页。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表达的是政治意志，调整的是政治关系，维护的是政治秩序。法律与政治的内容相互交织，二者的发展彼此互动。
二是强化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执政党治理社会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着眼于大局，侧重整体利益，有时不惜牺牲局部或个人利益。
借由法律，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得以制度化。(59)又因为立法和决策是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因此制定过程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成为真假法治国家之间的识别标志。(67)前引(49)，夏锦文书，第207-208页。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
他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他指出：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
因此，这对矛盾的实质是法律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是如何理顺法律推理的形式依据与实质原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说：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
(50)前引(19)，习近平文。法律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才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缓冲与协调机能，让国家与社会保持平衡互动，在实现执政党治理目标的同时保护社会和个体的利益。
当不同的价值理论存在分歧时，程序思维主张先搁置分歧，通过对话在微观层面上取得共识。中国的法治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品格，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法治建设的正当性基础，法治实践要服务于政治目标，肩负着维持政治稳定、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政策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不必经过严格的、公开的程序。单纯依靠政策的治理模式发展到极致，容易变成有高度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运动式治理。
法律也通过有选择地吸收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社会规范中包含的符合现代社会理性的价值内核和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来充实其正当性，增强其应当被遵守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说：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程序思维建立在承认程序独立价值、洞悉程序价值机理、遵循程序运作规律的基础上。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立法的回应性和行政、司法结论的可接受性，而且有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
(69)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先立法后改革，即便是先行先试性的改革，也要立法先行。②调整和规范党中央与地方组织之间以及党中央各种机关之间、党的地方组织的各类机关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程序规范，调整和规范党的组织与各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程序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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